要善于按照‘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要求，全面加强各类案件的调解、协调、和解工作，努力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目标。
从立法原意与文义解释来看，《宪法》第46条规定的受教育权指向的是义务教育，不包括高等教育，更不涵盖获得学位的权利，将学位授予权追溯至宪法层面的受教育权有武断之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9号即指出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前提下，确定较高的学士学位授予学术标准或适当放宽学士学位授予学术标准，均应由各高等学校根据各自的办学理念、教学实际情况和对学术水平的理想追求自行决定。
征求意见稿针对学位授予单位与学位授予点审批仅规定了复核程序，建议增加对学位授予单位、学位授予点的许可决定不服的，许可申请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之规定。首先，对撤销相应学位授予权的责任规定予以修改。[10]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京行终23号。撤销学位也不同于具有惩戒性的行政处罚，而是事后发现不符合学位标准的处理。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渝05行终514号。
高校依照《行政许可法》第2条获得授予学位的权利，[12]是获得法律授权的前提。即便是域外高校规定的专门学术申诉，也将针对学术评价的申诉排除在外，只限于审查学术决定程序是否得到遵守以及相关的事实是否得到考虑。⑨参见吴丙新：《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之界分》，《当代法学》2008年第6期，第48页。
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需要通过援引实质性的价值理想来加以证立的规范性主张，而非通过概念考察就能得出的分析性主张。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德沃金强调：赫克勒斯并非在试着达成自己相信是最佳的实质性后果，而是在试着找到自己所能找到的对过去立法事件之最佳证立。例如，在前文盗窃金融机构的例子中，如果立法者所指的是盗窃金融机构中的资金，而不包括金融机构中的桌椅等办公用品，采取字面理解将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算作盗窃金融机构就违背了立法意图。(23)漏洞填补本质上讲也是一种修改法律的活动。
(20)Brian Z.Tamanaha,On the Rule of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80.(21)Furman v.Georgia,408 U.S.238,414(1972).(22)Scott J.Shapiro,Judicial Can't,35 Nos 532(2001).(23)[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以下。例如，法官需要说明，为什么在该案中，个案正义压倒了法的安定性、公民的合理预期等与形式正义相关的价值。
如果将法律续造与法律解释相混同，势必模糊法院的角色定位，也会使这些制度性的限制失去意义。例如，在一件有关邮票的诉讼中，法官通过查阅邮票类专业词典来解决就首日实寄封这一专业概念产生的分歧。同时，它也假想了法官的两难处境。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13号指导性案例中，法院根据氰化钠易致人中毒或者死亡，对人体、环境具有极大的毒害性和极度危险性，极易对环境和人的生命健康造成重大威胁和危害，判断它属于刑法第125条第2款所规定的毒害性物质。
例如，在许霆案中，可以从刑法谦抑性或其背后的宽容价值出发，论证许霆的行为不应当属于盗窃，但盗窃并不是一个道德词项。然而，由于缺乏可靠证据的支持，对这一反事实问题的回答最终不过是猜测。(11)此外，一些学者将区分标准与解释立场联系在一起，(12)导致这一区分有可能沦为不同解释立场的支持者相互指责的工具。规约性意义有时也被称为字面意义或通常意义，但严格说来，又并不等同于字面意义或通常意义。
这就意味着，一个合理的区分标准，应尽可能兼顾上述价值理想。除长期作为通说的文义可能性标准外，已有的区分标准还包括学者在反思文义可能性标准后提出的一些新标准，即立法意图标准、真实意义标准以及合理意义标准。
(53)[美]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0页。(二)立法意图与说话者意义在一些学者看来，以规约性意义和预测可能性作为区分标准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规约性意义太窄而预测可能性又太宽，而是它们忽视了立法者的重要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真实意义总是不重要。(22)在多数国家，仍然存在对法律续造的制度性限制。(21)在这些案例中，人们质疑的并非法院试图通过法律续造所追求实现的价值本身，而是这些价值是否应当通过裁判的方式由法院来实现。由于法律续造不是必须进行的，个案正义也不是法治唯一的价值理想，认为应当进行续造的法官有必要承担额外的论证责任。人们能用日常词语去正常理解这一事实，未说明人们也能明白什么在日常语言中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再可能的。例如，在探究残酷的真实意义时，首先要考察哪些行为在习惯上被视为残酷的，然后反思它们为什么会被视为残酷的，人们通过谈论残酷能够实现什么样的价值等问题。
四、一个新的复合标准及其证立在反思已有标准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这些标准的背后都隐含着某种有关法治的价值理想，如防止司法专断、保护合理预期、尊重立法者与民主制度、对正确知识的开放性以及法律的合目的性等。以公共理解为核心的文义可能性标准(或称预测可能性标准)的合理之处在于，它不像规约性意义那样完全受制于语言习惯，因为人们在理解某个表述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考虑个别化的语境因素。
反对区分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的第三个理由是，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的区分可能被解释者用作相互指责的工具。已有的区分标准虽然存在种种问题，其背后隐含的价值理想却仍应受到重视。
(48)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案例中的解释结论是不妥当的，但很难认为它们根本不是解释。(50)在一些学者看来，此种做法仍然在解释的范畴之内。
例如，我国刑法第32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基于一致性等法律的内在道德的意义，不能同基于体系性预设的说话者意义相混淆。在需要维护某种法益时，只要侵犯这种法益的行为与法律规定的行为实质上相似……人们就尽力把一切类推性适用都往扩张解释里塞。(二)法律续造有特殊的制度性限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拥有完整裁判权的主体通常不需要获得额外授权就可以在裁判过程中进行澄清文义的解释活动。
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于，基于外在道德的意义不局限于道德词项。法律概念是为了达成某些社会目标而引入或新创的。
在缺乏适用意图时，有的学者或许会主张以如果立法者想到这种情况将会怎么做这样的反事实意图作为替代。⑦由于人们在一般法律词项是否有真实含义、真实含义是否重要等问题上认识不一，该标准的提出非但没有平息争论，反而加剧了争论。
(63)See Ruth Chang,Incommensurability,Incomparability,and Practical Reas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64)Richard H.Fallon Jr.,The Meaning of Legal "Mean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8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245(2015).(65)参见王建明与北京国脉商贸中心等买卖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一中民终字第590号民事判决书。有学者认为，由于法官负有不得拒绝裁判的义务，(14)在一些存在法律漏洞的案件中，法律续造是必需的，法官所受理的案件在法律上没有规定，法官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裁判，法官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创设一个规则裁判本案。
但是，由于民法、刑法等重要法律中均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在特定条件下，法院可以根据这些原则扩充或限缩具体规则的适用范围。在没有规约性意义时，对合理意义的探究应当算作解释，大致说来，出于三个重要的理由。即便在有些时候，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法律续造有其必要性或正当性，但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将它与解释混为一谈。这使得每一种观点内部同样存在争论。
为了明确并证立该标准，下文具体讨论其中涉及的规约性意义、说话者意义、真实意义与合理意义。例如，像新药债券计算机信息系统这样的范畴，只要能够总结出共同特征，都可以视为自然种类，相应的一般词项也都可以视为具有真实意义，通过考察这些事物的共同特征来探究相应一般词项的意义的活动，都可以算作解释。
创设法律规则无疑是修改法律的活动。(58)在拉兹看来，法律旨在明确道德的内容。
参见[美]H.P.格赖斯：《逻辑与会话》，载[美]A.P.马蒂尼奇主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00页以下。首先看在缺乏规约性意义时这一限制条件。
